武术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起源于人类相互之间的争斗掠夺杀戮，它的历史比你想象的更残酷，作用比你想象的更超能。战场上的杀伐征战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民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时代，遇见流氓土匪劫道的，宗族村落械斗的，执刀弄杖寻仇的，那都是要出手见红，性命相搏的。没有独到的手段，上手不狠，下手不毒，三两下不把人放翻了，等着吃亏吧你！练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打！根本就哲学和文化无关，武术纯粹就是搏击术。

翻开近人孙禄堂所著《拳意述真》一书就可知，武术的讲的就是体用不分，自己练者为体，施之于人为用，而用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功夫练得怎么样，最后都要通过实战交手来检验。书中不仅详尽讲述如何通过观察对方的形体动作，精神气质，迅速判断对手的功夫高低，利用地形方位站位抢先机，交手时技法劲力以及心理的具体运用，还涉及了作为禁忌的人体几大死穴，及双指点，单指点，肘点，膝点，足点，掌印点等点穴之法，无一不是在强调实战。可以这么说，冷兵器时代搏击技法的巧妙，和内力劲道的威猛，已经被中国人发挥到了极致。

武术的内家外家，少林武当，内功横练，管你什么门类派别，如果不是经过真刀真枪的比试，谁耐烦听你天花乱坠的理论。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种充满体育精神和艺术气息的武术赛事，也没有那里不准打，这招不能用的繁琐限制。习武之人，敢做敢当，伤了残了都认账。所谓起脚不顾命，出手不容情，拳精不精，艺高不高，一战见输赢。像电影《叶问》里北方拳师踢馆闯码头的例子多了去了。

当年李存义年过七十了还要携单刀走镖，与人比武。孙禄堂之师李奎垣，专好与人较技，与郭云深比武，被一招击败，才拜入郭门。尚云祥成名后，不但要接受民间拳家的挑战，还要应付来自军队高手的较量。程庭华拳艺精微，同道来比试者甚多，皆铩羽而归，因而招人之忌，竟至尾随持刀暗算，被先生夺刀踢翻，斥之：“朋友，回家重用功夫，练好了再来！”不问姓名，倘徉而去。那时的武术氛围，是现在这些大腹便便，四体不勤，强于喷而拙于行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武术不能打，请问练武干嘛？

拳经里有“三毒、五恶、六猛”之说，讲究眼要毒，手要奸，心要狠，意要毒，强调的就是迅猛狠辣，不是你一拳我一脚地比谁更抗揍，而是把命都要悬在手上。“肘打去意占胸膛，起手好似虎扑羊。膝打几处人不明，好似猛虎出木笼。”形意拳里的膝打，一个猴挂印就能要了人的命。谁说肘膝术是泰拳的专利？担任过孙中山的保镖的杜心武，做过段其瑞的随护的孙禄堂，还有溥仪的卫队长霍殿阁，哪个不是一等一的武术高手？没有经过严酷的实战检验，这些位高权重的政要会把命托付给他们？要知道这可不是站在绳圈里打比赛那么简单。

那时候，不但民间武林英才济济，军阀之中亦不乏高人，像李景林和张之江，本身就是成名的武术家，在军中就成立了武术队，披坚执锐，决战沙场。这两位战场上曾经的对手，卸下戎装后，鉴于国弱民衰，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号召要“强种救国，御侮图存。”

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火器发达的时代还要提倡武术呢？因为只有这些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武术家才明白，国家要强盛，在于国民之振作；国民之振作，又在于有自信力。而习练武术，体健身强，自然会精力足，胆气壮，才有振作精神，以图强国的本钱和胆略。若民无精神，士无节操，军无胆气，欲盼国强，不可得也。

这说明练武术不仅是搏击厮杀那么简单，它还具有强壮体魄，增强意志，改变人的精神气质，固本培元，培养做人的根基之作用。张之江先生提议国民政府把武术定义为“国术”，普及推广，希望以此强我种族，不是没有道理的。先辈们倡导武术，不是为了培养纠纠武夫，好勇斗狠，而是为了培养中华民族的脊梁。

现在的武术，之所以给人以实战性不强的原因，是由于大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武术走了竞技体育的路子，注重健身性和观赏性，只强调体，而不再关心用，体和用分了家的结果。那些喷武术不能打的人，是把作为竞技体育的套路表演，当作武术的全部，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本来，以这点浅薄的见识和幼稚的思维能力，又没有练过武，没有切身的感受，是没有资格谈论武术的，但这些人却对本民族的精粹不遗余力地肆意贬低，说武术是花架子，功夫是骗人的，真让人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一个人没有了自信，也就会缺乏胆量；没有了胆量，就会丧失骨气；没有了骨气，就是人们常说的“没种”！没种之人就会任人欺辱宰割。先贤们对武术的实战威力有着切身的体会，故大力推广武术，鼓励民众习武，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强种救国。而如今盛行的这些偏知邪见，把武术贬得一文不值，摧毁民族的自信，瓦解国人的意志，让人丧失自我，盲目崇洋，实在是愧对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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