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爸爸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初成于上世纪80年代，后一再增补，中华版《说剑从稿》为最后一版，这个稿子先后被翻译为日、英、德、俄等文字。文章很长，我们分成几部分放上来。

马廉祯

三

以“相击”为主要形式的剑技，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的一种短兵武艺，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到春秋时代，剑的制作日臻精美，佩剑成为身份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剑术已经相当发达，击剑蔚为专学，特别是在东南的吴越地区。群雄并立、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随着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显著提高，击剑活动更为普遍。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以剑技为人效命的“私剑”、“剑士”一流人物，也就是后来“侠”的滥觞。产生了关于剑术的专门论说和著作。这种风气延续到西汉仍很兴盛，击剑风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长击剑“立名天下”，职业剑客奔走豪门。风气之下，甚至连东方朔、田叔、司马相如等一般文人也学习击剑，显然这是一种时尚，是文人高自标置的表现。

我国历史上，击剑活动大致从周秦一直延续到了隋唐。隋唐以前，古人常常以文章、击剑相提并论，体现了一种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诗人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便是脍炙人口的一例。在我们看来，这种风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是孔子文武不偏废的思想的发展。然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禁兵之法也日益峻密，民间习武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自宋代理学家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这就使得重文轻武的意识社会化，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加上古代兵器和武艺也在不断演进变化，汉以后，剑在战阵中崇高地位让位于刀，剑逐渐衰落了。

于是，剑的存在形式也从“相击”慢慢地向飘逸典雅的“剑舞”蜕变，及至明清，华而不实的“套子武艺”之类成了社会上剑的主要表现方式，古之“剑客”也变成了侠义小说中半人半仙的超人。

可以推知，我国古代历久不衰的击剑之风，击剑的实践技术和理论，一定会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滚滚长河流入日本。

在日本，人们至今把剑刀武艺的比试统称为“击剑”，这显然是对中国古语的借用。日本人民在传统上称佩刀为“剑”，称日本刀的实用技术为“剑道”。又称刀为“太刀”、“大刀”。这类术语也都源自中国，正透露出中国古代剑刀武艺对日本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一部叫《剑道》的剑术专著，卷帙为三十八篇。这部书应该是我国汉以前许多“剑论”的集粹，卷帙之多证明了古代剑论的发达，也可证明“剑道”一词为中国所固有。这部书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失传，“剑道”一词亦不复为后代沿用。日本武道至今保存并使用这个词，再联系到日本剑道的许多古老特色，使我们相信，包括《剑道》在内的我国古代的剑术论著和有关技艺确曾传到日本。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曹丕《典论·自叙》中，有一段曹丕自叙学剑始末的文字，其中最称精彩的一段是讲他与奋威将军邓展以甘蔗代剑进行比试的经过，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更是我们研究古代击剑细节的珍贵资料。

已故的武术史家唐豪先生，曾以曹丕自叙比剑的动作名称与日本剑道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

曹丕的“中其臂”，即日本剑道的击中“右笼手”。

曹丕的“中面”和“正截其颡”即日本剑道的“击面”。

曹丕的“突以取中”，正是日本剑道的“刺喉”。此可证明日本剑道称刺为“突”，也来源于中国。

唐豪先生认为，这些击刺部位及名称术语的谙然相合，反映了日本剑道与中国古代击剑之间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我以为唐先生的结论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我国现代武术中的短兵，举凡刀、剑、鞭、简之类，基本上都是用一只手执器柄，练习者的功力水平主要通过表演“套路”来进行观察评陟，官方将这种形式的评分定名为“竞技”，对抗性的器械竞技形式在我国久已寝废不行。而日本的短兵主要是双手执柄，功力水平的高低主要通过有规则的竞技形式确定。

相比之下，日本短兵的代表形式“剑道”，更多的保存了实战性，内容质朴，方法简练，有利于训练人们勇敢精神和顽强、机智等品质，自来是日本传统教育体制中训练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方法。双手执柄的刀法，在日本历史久远、流传有绪，应该肯定它是古代日本人民在短兵武艺领域里一项风格特异的创造。但是，如果寻根求源，我们就会发现，日本早期的双手剑刀法也应该源之于中国。日本的剑道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双手剑刀法的基础上，经过日本武士长期改进和充实后逐步形成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双手执柄的剑刀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可以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只是过去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罢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作些必要的考辩。

前面谈到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剑的鼎盛时代。但是，从春秋到战国，剑的形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春秋之剑短，战国之剑长，长短的变化几乎是成倍数的。春秋青铜剑，以举世瞩目的越王勾践剑为例，通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36。而战国铁剑的长度却常常在厘米以上。解放初，湖南衡阳出土了楚国铁剑14件，其中最长者达厘米。近年，在湖北宜昌发掘到的一柄铁剑，通长厘米，把长30厘米以上。这类例证不胜枚举。剑的长短之变，固然同当时金属冶炼锻铸技术的发展和剑在战争中的实用意义的提高有关，但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就是剑的实用技术也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代的短剑，基本上属于自卫武器，其把柄一般在10厘米以下，无庸说是单手执用的。战国到汉代的长剑乃是进攻性武器，其把柄往往在20厘米以上，显然可供双手握柄，不然柄长非但无宜，反而有害。剑身长，把柄也长，其剑的功效主要以“击”来分析，这种长剑至少在用于劈砍（击）时，只有双手握着把柄，才能砍杀裕如，充分发挥其威力。

所以，《庄子·说剑篇》载，当庄子身着剑服，以剑士身份向喜好击剑的赵王游说，时，赵王首先问他：“夫子所御剑（或作杖）长短何如？”正反映了战国时长短剑的技术分野已很明确，人们的认识很清楚。我们根据出土实物的分布情况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战国铁制长剑首先兴起于楚国。这种锐利的新式短兵器，加上与之相应的一套击刺技术，提高了楚军的战斗力。所以，秦昭王曾经深怀忧虑地说：“吾闻楚之剑利而娼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吾恐楚之图秦也。”楚国之后，崇尚武功、勇于革新的秦国也采用了这种长剑，《史记·荆轲传》记载，秦始皇所佩之剑就是长剑。年，临潼县始皇陵俑坑出土的两柄青铜剑，通长都在80厘米以上，其中之一达到91厘米，也属于长剑类型。

在楚国，长剑被称之为“长铗”，意即“长把剑”，这个名称本身就足以说明长剑的技术特点。但是，由于对“长铗”一词的解释古今学者不尽相同，认识上不免有歧异，还需要做些诠解。

“长铗”一词，见屈原《楚辞·涉江》及《战国策·齐策》。

为《楚辞》作注的汉代学者王逸说：“长铗，剑名。其所握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杨雄《方言》也说：“长剑，楚人名曰长铗。”可见，“长铗”是楚人方言应无疑义。然则，“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本来为先秦古籍作注的汉晋学者们，早就有明确的解释，如晋司马彪云：“铗，剑把也。”依此顺推，“长铗”自然就是“长把剑”。

但到了清代，程瑶田、阮元等学者，囿于所见先秦青铜剑多是不同地区出土的传世品，不能全面反映古剑形制，他们各自以所见古剑为根据，一反古训，别出新义。程瑶田说：“铗为剑室，故称长铗。剑把安得称为长乎？”阮元又说：“长铗即夹也，腊也。……以其夹剑身也。”由于程、阮二氏在古器物的研究上都有突出成就，阮氏又是一代学坛领袖，因此，他们的解说容易为大家所据信。至于现代《楚辞》注家，多数人直接注为“长剑”或“剑”，这种解释虽然不算错，但也容易给读者造成“铗”是剑的一般代称的模糊概念。

实际上《战国策·齐策》写得清楚，那位弹铗长歌的冯谖，先是“依柱弹其剑”；“复弹其铗”；进而“复弹其剑、铗”。可见这里的“剑”与“铗”是指同一柄剑的不同部位而言，“剑”言其身，“铗”言其把。正表现了冯谖意气越来越疏狂。另外，《庄子·说剑篇》载庄子对赵文王云：“天子之剑，以燕奚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赵为夹。”此处“夹”为“铗”之通假字，与锋、锷、脊、镡同为一柄的各部位。庄子在叙述一柄剑的各部位时，先言锋，未言铗，基本上自上而下，叙述本身已清楚地表明了铗就是剑把。事实上，“铗”字的剑把含义是由“挟”字引伸来的。《说文》：“铗……一曰挟持。”段玉裁《注》：“一谓读若挟持之挟。”可知“铗”当读如“挟”音。

到了汉代，剑虽然仍旧分为长、短两种形制，但长剑已遍及海内，短剑则日趋减少。同时在长剑的基础上，又脱胎出了环首大刀，也就是史书中所常见的“长刀”。东汉以后，长剑终于渐渐衰退了，长刀成了军中的主要短兵器。近年，在安徽阜阳西汉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的墓中，出土了通长厘米、把长28.3厘米的铁剑，这是西汉长剑的典型。前几年，在云南大关、昭通曾出土通长厘米、把长23厘米的铁剑，这都是东汉长剑的典型。

西汉中期以后，通长厘米以上的长刀，考古发掘所获极多，这种长刀的把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表明在可供双手握把这一点上，长刀承袭了长剑的主要特点。在我看来，厚背薄刃的刀型终于取代双刃锐锋的剑型，象征着短兵实战技术进一步向“击”的方向的偏重。因为对普通士兵来讲，掌握“击”的技术显然要比掌握“刺”的技术来得容易，在群体作战的状态下，特别是骑兵作战，用“击”的频率比“剌”要高，杀伤机率也往往比“刺”要高。同时，这一改进也相应简化了兵器制作工艺，提高了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长剑向长刀的演进在短兵器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一个必然。

我国历史上，长刀的使用期是相当长的。前面提到魏明帝赠卑弥呼的“五尺刀”。合今制约公分，自然也属长刀类型。大致到了魏晋以后，汉代式样的长刀才逐步从军中退出，但至唐宋以后，关于长刀的记载仍然不绝于史书。当然，长剑的衰退也不是说它就从此消声绝迹了，从史书中看，至少在五代和北宋初，长剑又曾活跃在军旅中。五代时，后梁、后周都曾设置过长剑军，一般选用最骁勇的将领担任指挥，似乎是军中最重要的“选锋”，这是五代兵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原因何在，犹待考求。

通过以上对名物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确认汉代以前我国有双手剑刀法的存在，而且我们相信，这种剑刀法一定会随同中国制造的剑刀一起东传日本，开日本后世剑道体系之先河。除此而外，我们再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呢？换言之，在我国古代剑刀武艺的遗存文献中，有没有双手剑刀法的图谱呢？

四

明代末年杰出的军事著作家茅元仪，在他的旷代巨著《武备志》中，收进了一部双手剑谱，这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双手剑谱，它是我国古代武艺文献中的瑰宝，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茅元仪在剑谱的序言中写道：

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编中有诀歌，不详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具备。固知中国失而求之四裔，不独西方之等韵，日本之《尚书》也。

茅元仪在《武备志》卷《器械三》中再次提到过这部剑谱：

茅子曰：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以失其传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其式更不可缓矣。剑无今古，即《武经》之二种而图之。

显而易见，在茅元仪看来，包括唐太宗的“剑士千人”在内的我国古代剑技家们，其施于战斗的剑法主要是双手剑法，不是后世那些“只好看，上阵无用”的一般剑法。他所说的“断简残编中有歌诀”的“歌诀”，应即他与“朝鲜势法”一起收在《武备志》里的《剑诀歌》，这是他从唐荆川的《武编》中抄录来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剑诀》，现在虽不能依诀演练，但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很清楚，茅元仪认为剑法在明代已经失传。

茅元仪的这一认识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古之剑法在明代已经失传，并不是茅元仪一人之见，而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其中包括戚继光。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就没有收取剑法，甚至也没有收录刀法，这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明代何良臣在其《阵记》卷2《技用》中，也曾明确指出：“军中诸技，唯刀剑法少传。”宋懋登《九龠集》卷2《钱氏剑策序》有云：

盖余之再游长安也，与英六周千侯交甚欢，千侯尝谓余，古法不传者三：曰剑术，曰坑法，曰画眉。坑法太惨酷，而画眉都确男子气，皆君子所不道。独惜剑法不传，使万世之抱孤忠、怀阴孝、纫深恩者，无从泻其至情，至阴阳日月，反覆薄蚀而不已，则君子不能无遗憾焉。

被茅元仪称之为“朝鲜势法”的这个剑谱，毫无疑问出自中国某个佚名武艺家之手，不但茅氏在序言中确认了这一点，而且剑谱本身的许多特征也足以证明。我们应当深深感谢古代朝鲜的武艺家们，是他们为我国保存了这部在茅元仪的时代已很难见到的无上珍品。它的发现，证明中国古双手剑法曾传到朝鲜，也证明这种剑法还有可能不绝如缕般地保存在民间，只是被官方所漠视。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又不足为怪。需要指出，由于剑谱本身结构上的缺陷，文字术语上的时代隔膜，今天我们试图透彻地解读这部剑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专门下功夫去做。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只能稍稍做些介绍。

这个剑谱除了“初习四法”外，实际内容是四法，共二十四个图势。

四法是：格、洗、击、刺。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剑法的传统术语，在古文献中可以大略考见其渊源。但在总体上已经虚花化了的当代中国剑术里，这些古典术语早已渺无踪影。如此精赅的古典术语竟不被当代武术界所沿用，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

四法之中，格、洗是防守法，击、剌是进攻法。二十四个图势，四法各占若干势子。其中格法四势；洗法一势；击法最多，为十四势；刺法五势。从四法各占图势的比例上，就清楚地看到，双手剑的进攻法以“击”为主，以“剌”为辅，这正是它不同于一般单手剑法的最大特点。

“朝鲜势法”无疑是很古老的，现在要考定它形成的具体时代有很大难度，关键在于在中国文献中它差不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可资参照的材料太少。图势的绘制年代应该比较晚一些，我们不妨先就绘制年代提出一些看法，聊备大家参考。

我以为剑谱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元明两代，或者还要早一些。

首先，二十四势的谱词中，有不少词语在元人小说《水浒传》和元杂剧中也可见到。试举三例：

其一，剑谱“击法有五”的第一法是“豹头击”，在图势中排在第四势，是“霹击上杀”之法。唐豪先生认为“豹头击”即日本剑道中的“诸手上段之构”；我以为此即通备双手刀法之“力劈华山”。按，以“豹头”命名，与《水浒传》林冲的绰号叫“豹子头”寓义相近。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水浒传》第七回写林冲也是“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王利器先生认为，《水浒》中的林冲从武艺、绰号都是模拟张飞而来的，是以形象为绰号。这是元代很流行的比拟方法，所以也被引伸到了剑的动作名称中。

其二，谱内出现最多的是“掣”字，这个字在《水浒传》的打斗描写也时常见到。如：第二回：“王进野却不打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进来。”第九回：“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札起裙，掣条棒，使个旗鼓。”第十四回：“只见侧阳首篱门开着，一人掣两条铜链。”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字，是明代武术资料中所没有的，这应该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习惯用词。

其三，剑谱第十二势“钻击势”的谱词有“鹅行鸭步”一词，亦见《水浒传》第三十二：“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桥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得快？”龙潜庵《宋元语言词》：“鹅行鸭步，形容走得缓慢，摇摆的样子。《东堂老》二折：我觑不的你……肚叠胸高，鸭步鹅行。”

三例或能说明剑谱还保留了一些元代语言特色，证明它的术语的形成要早于明代。

其次，剑谱的不少技术术语，如：裙拦、诱赚、直符送书、朝天势、兽头势、白蛇弄风、泰山压顶等，也见于明代武艺图籍中；但有些术语则不见于明代武艺图籍。见于明代者，分散在枪谱、棍谱、拳谱中，而这里却集中在剑谱中。不见于明代的居多，而且有些字词在风格上与明代有较大差异。这一方面说明了古典武艺术语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剑谱所特有的词语在明代已不再使用，并被其它武艺形式所借用。

再次，谱中绣像人物画、刻俱很精彩，很传神，动静分明，把位步势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人物服饰是明代小说绣像人物的常见服饰，绘画风格与明代徽刻小说绣像插图相近。

综上，我初步认为，这个剑谱所记录的是宋元以来流传有绪的双手剑法，它的形成可能在元代，但把它整理成为这个谱本的，则可能是一位明代武艺家。至于它如何能传到朝鲜，茅元仪大致在何时得到它，这些问题并非毫无踪迹可寻，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先放下来，待以后再谈。

唐豪先生曾拿这个剑谱与日本松平喜登所著《剑道手引》做了一番比较，他发现日本剑道的五个“构”，即五个基本刀势。与这个剑谱中的五个势子相同，因此，他进一步认定，日本的双手剑刀法，是以朝鲜为桥梁由我国传去的。他还认为，经过元朝蒙古统治阶级对民间练武的一再禁绝，我国的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经失传了。

唐豪所做的比较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不能说已很有说服力了，因为剑谱图势的相同，只是一种静态比较，不足以证明这五个剑势的劲力要求和运动脉络也相同，因此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剑谱中的一部分动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击”法，与日本剑道动作如出一辙，若合符节，这真实地反映出中日双手剑刀法之间的渊源关系，证明我国双手剑刀法确曾东传日本。至于到了明代我国双手剑刀法基本失传的问题，我以为，原因复杂，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原因，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元朝的禁止。

如前所论，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剑法，主要是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成广陵绝响，但也不能排除它仍旧被一些民间武艺家所传习。也就是说它还存在，只是未被官方重视而已。

精通武艺的明代抗倭名将领俞大猷，曾师事民间武艺家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据明李杜撰《俞公大猷功行纪》载：

始学骑射，指能知镞，辄命中。又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即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公既尽剑术，益悟常山蛇势。

李良钦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清雍正修《福建通志》有他一个小传，引录如下，以稍见其人。传云：

李良钦，同安人。少任侠结客，精于剑术，娴于韬略，大猷从而学焉。嘉靖间，大猷及戚继光扫平倭寇，制胜多出其谋。大猷上其功于朝，辞不就。年九十余卒。

同安，明属泉州府。荆楚地区正是长剑的发源地，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出产“勇士奇才剑客”。到了明代，可能还有流风余韵绵延下来。“荆楚长剑”的具体内容已无可考知，但从上引资料来看，俞大猷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一个“击”字，极为传神的道出了它的本质，就是说这种剑法的主要形式是“相击”，不是单练，不是一般用于表演的“套子武艺”。

又，“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这十个字同样传神的勾勒出了长剑的技术特点。击剑技术的一个最基本最常用的攻击手段，就是攻击对家的前臂和执剑的手，因为这里是对家距离自已最近的部位。戚继光所谓“枪是伏腰锁，先札手和脚。”道理是相同的。曹丕与邓展比剑，自云：“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进一步证明这是源远流长的击剑技法。“朝鲜势法”第三势“左翼击”云：“法能上挑下压，直杀虎口。”也是击手之法。

最后一点，李良钦与俞大猷击剑，用的必是竹剑或木剑，是一种代用剑，只有如此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掌握技术，进行竞技活动，不然就不能“批手”。此处一个“批”字，正透露出李、俞击剑的训练竞技性质。

“荆楚长剑”是古代长剑在明代的孑遗，这个判断应该不会有大错。由此却引出三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俞大猷确实掌握“荆楚长剑”，而且是此道中之高手，但他为什么不载诸文字，没有给后世留下一份长剑图谱。俞是云文云武的淹贯博通之才，平生著述甚富，为什么就不肯稍动笔墨，将长剑精义长留在天壤间。俞氏有《剑经》一书，其中也多处提到乃师李良钦，但所谓《剑经》其实主要是讲南方棍法，还有其它一些武艺内容，就是没有具体的长剑法。年我在点校《剑经》时，曾反复研读《剑经》，当时觉得俞氏可能将长剑技法融入到了棍法之中，俞氏借棍存剑，有些微言妙义须深明此道者自已去漫漫品玩，心领神会，不然何以称棍法著作为《剑经》？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剑经》中确能读到一些有助于悟解长剑技艺的内容，但一是很少，二是很隐晦，总有雾里看山之感。以俞大猷的襟怀气度，为什么会这样做，难道也是出于“秘不视人”的狭隘思想？如确是如此，则李良钦“荆楚长剑”不能传存后世，俞大猷便不能辞其咎。

第二个问题。茅元仪称，“朝鲜势法”是“好事者”得之朝鲜的，而这位“好事者”是何人，他没有说明，成了一个谜。按，茅元仪的《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这部书使他名声腾起，不久便以“知兵”受朝廷征用，充任“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院辽东，抗御后金南侵。

这说明他得到“朝鲜势法”，不是在出征辽东之时，而是在此之前，在编撰《武备志》时就已经得到。我的推想，从朝鲜带回这本剑谱的“好事者”，很可能是一位参加了万历二十六年（）入朝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浙籍军人，当时称“浙兵”，又称“南兵”。浙兵是戚继光一手训练出来的一支劲旅，万历援朝之战中曾有数万浙兵入朝作战，《朝鲜李朝实录》称他们身着红衣，“劲悍无敌”，倭寇见之“怃然有惧色”。带兵将领中的浙人骆尚志（绰号“骆千斤”）等精通武艺，曾主动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并从军中选派教师向朝鲜军队传授枪、剑、狼筅等武技，内容基本上都是戚继光在浙江备倭时所编选的武艺，从而形成所谓“朝鲜十八般武艺”。这是中朝武艺交流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武术史上的大事，因为朝鲜王室十分重视从明朝引进的各种武艺，特由官方汇编成书，才使得许多中国不传的古典武艺内容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因为中朝两国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我以为从朝鲜带回“朝鲜势法”的“好事者”，很可能是入朝浙兵中的某人，茅元仪也是浙人，他见到这本剑谱便是情理的事了。

第三，李良钦、俞大猷的“荆楚长剑”与“朝鲜势法”之间有无关系，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万历间入朝作战的南兵系统中有一支福建步兵，带兵者游击将军许国威。许国威字元真，武进士出身，晋江人，与俞大猷是老乡。许是帮助朝鲜练兵和传授武艺最多的人物之一，李朝官方对他非常敬重，说他“能文词，有义气，与经理杨镐亲好，镐被参，国威率诸将官上本申救。”以年序计，许国威能赶得上俞大猷，他所带的军队很可能是俞大猷系统的，不能排除他本人是俞的部下或门生。明人著《谭襄敏（纶）轶事》载，俞大猷曾经选“少壮力能举二百斤者千余，教以荆楚剑法。嘉靖三十四年战于何家礛,大破倭。”照此，许国威确有学过“荆楚长剑”的可能。那么这个所谓“朝鲜势法”是否即许国威传到朝鲜的“荆楚长剑”呢？

有趣的是，李朝正宗时期（约当清代乾隆后期）的朝鲜官员们并不承认有所谓“朝鲜势法”，他们甚至认为：

茅元仪深叹剑术之不传，自撰其谱，又传其图，一则曰得其诀于朝鲜；一则曰得其式于海外，托意渺茫不测之境，神其说而使人信之其微旨矣。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解的说法，亦见李朝正宗时期的官员们对武艺源流不甚明了。有趣的是他们一面否定茅元仪保存下来的《朝鲜势法》，一面又在《武艺通谱》中收录了一部《锐刀谱》，内容其实与《武备志》的“朝鲜势法”一样，所不同者，一是改剑为刀；二是比“朝鲜势法”多了四势，凡二十八势；三是有全套刀法的演练套式。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总之，“朝鲜势法”的来路和它与《锐刀谱》的关系，不是现在能够说得清楚的。有明三百年间，中朝两国的武艺交流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故只能先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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